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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径分岔的花园——我的选择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洪小文

人生就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笔下那座“小径分岔的花园”,每个路口都通向不同的“未知”与“可能性”。无论求学,还是求职,我们总是需要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做出“非此即彼”的重大决定。

回望过去这些年来我走过的路,很庆幸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没有留下遗憾——生活的魅力恰在于此: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倘若当时做了其他的选择,今天的我是会更开心,还是后悔?因为真实的人生决不像玩游戏那样,可以随时存取进度、重新来过。

第一个故事——童年

在小学快毕业时,我做出了平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我向父母提出,我想到台北很有名气的仁爱国中就读。但台湾有着“按学区升学”的制度,在我的坚持下,父母进行了一番努力,我也如愿以偿地升入当时的“明星学校”——仁爱国中。

我已记不清那时为何一根筋地“非仁爱国中不上”。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表明,正是那个选择对我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台湾初中升高中要经过联考,而我之所以能顺利考入台湾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很可能正是因为我对仁爱国中的选择——高中联考那一年,我原本应该就读的那所学校,没有一个孩子能考上建国中学。

建国中学历史悠久,历届毕业生中包括了像丁肇中、白先勇、马英九这样的名人。当年,我在那里读书时,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所以在大学联考中,我顺利地考上了第一志愿——台湾大学电机系。从1970年起,台大电机系成为台湾省大学联考理工类志愿排行榜的第一名,并一直蝉联至今。但在上大学前,我根本不了解电机系,只晓得那是所有优等生趋之若骛的地方,而成绩最好的人上台大电机系也是当时的流行。所以,报志愿时可以说我是选择了“社会的选择”——如果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是电机(鸡)系,而是电压(鸭)系,那我很有可能就进了电压系。

说来惭愧,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时常生病,所以我也曾想过长大后做医生。但在初中一次生物课上,解剖青蛙的“恐怖”场面彻底粉碎了我的“医生梦”。在高中,由于对数学兴趣浓厚,我的数学成绩非常突出,且代表台湾参加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所以一些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纷纷来劝说我选读数学系,希望通过特殊项目,把我培养成为全球知名的数学家。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决定追随主流的价值观——和数学家的梦想说再见,我决定去看看这个让大家趋之若鹜又不明其详的电机系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很明显,对仁爱国中和对台大电机系的选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经历——前者源于向上愿望和自我坚执,后者则是对“社会认同”的一种信赖。后来每每想起少年时的经历,我总觉得,无论是执拗地奔赴自己设定的目标,又或是皈依主流的价值取向,最重要的是只要你下定决心,就要为你的“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这样你才能把你的选择变成机会。

第二个故事——我的大学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高中毕业时有些“懵懂”,但现在看来,正是由于电机系涉及领域广泛、为学生提供的选项丰富,才让我有机会找到了毕生的乐趣——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硬件一直是电机系的一个主流方向,计算机软件也是从电机系演变出来的。我很庆幸在大学期间能够获得与计算机软硬件相关的基础知识。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台大电机系无疑是全台湾计算机领域的黄埔军校。所以在于1985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前,我已下定决心:留学海外,并以计算机为专业方向。然而,我该去哪个学校继续深造呢?

这又是一个令人深感棘手的选择。最终我选择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尽管卡内基梅隆大学是全球计算机学界的执牛耳者,但在80年代的台湾,这所学校的声名并不那么显赫,而我也确实有机会去上更知名的大学,但我看重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在计算机科研方面的非凡积淀和雄厚实力。

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系很有前瞻意识。比如其分配奖学金的机制便颇为与众不同。几乎其他所有的学校都会将奖学金的分配权完全赋予导师,这虽然无可厚非,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学生自由选择导师的权利。卡内基梅隆则自1969年起便由系管理机构负责奖学金的发放,如此一来,个人兴趣发生变化或是不适应导师执教风格的那些学生便无须担心另投名师时会失去奖学金的“赞助”。所以在这所学校,教授们并不能完全掌控学生,相反的,导师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粉丝”投身其门下。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导师们白天不遗余力地向学生展示其研究项目的魅力,晚上则很花功夫地开办Party与学生交流感情。

当年我选择罗杰-瑞迪教授做导师时也有一段故事:刚到美国,我的英语听说能力还比较弱,况且那时候求学于卡耐基梅隆的中国人也不多。因此我曾为选择导师的问题而很感头痛。那段时间,我只好挨个儿参加每位教授的“自我推销会”。一路听来,我发现大部分教授说的英语我只能听懂八九成,只有两位教授例外——他们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明白。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啊!因为这两位教授和我一样,都属于“外国人”,说话时语速比较慢。其实美国大学里几乎一半的教授都来自世界各地,而这两位教授的发音又特别得字正腔圆,所以他们的英语听起来才那么易懂。

还有一个原因,这两位教授一位专攻计算机语音,另一位钻研计算机视觉。两个领域都需要电机系的理论基础,所以选择这两个教授会让我更有信心。我想,语音是处理一维空间的问题,而视觉则是二维空间以上的问题。我还是先解决一维空间的问题吧!

就这样,罗杰-瑞迪成为了我的导师。1994年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独到的眼光而得意了许久——那年,罗杰获得了图灵奖。

我在大学与研究生时代的经历无疑证明了“发现并追随兴趣”的重要性。日后的工作经历也充分说明,基于兴趣的选择总是可以让我从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中发掘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并让我能长时间以来激情澎湃地投入工作。

回顾少年路,当时的资讯远不及现在发达,我也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与了解各个领域来锁定自己的兴趣。能够选择计算机这一行业并有所造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很羡慕当今的一代,在这个互联网资讯爆炸的时代,有更多机会从纷繁的选项中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或许有人会担心,太多的选择和诱惑会不会造成“新新人类”对学业的不专注?我们能不能在中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图灵奖得主?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乐观: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允许更多的人根据自己兴趣来做出选择,所以他们往往会更用心、更专注地对待自己工作,职业生涯也会因此走得更远、更好,实现个人成就感(而不是功名和利益)的最大化。当年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也并不是每一门课的成绩都出类拔萃,他只是在最难的数学课上表现优异。当时他辍学创立微软不正是凭着自己对计算机软件的狂热吗?

几乎每一个我所敬仰的海内外杰出人士,他们的动力都源自于对事业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而绝非社会普遍认同的所谓的“功成名就”。

第三个故事——在职场

拿到博士学位后,虽然我也很留恋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环境,但却很排斥那种时常需要写提案申请研究经费的“流程”。考虑再三,我决定去工业界的研究单位。在我那个年代,贝尔实验室和IBM TJ Watson研究院一直是学长们趋之若骛的去处。不过这一次,我却没有按照常理出牌。

在美国,历来有“东岸公司”与“西岸公司”的分别。不同之处在于公司文化和工作氛围——东岸公司大抵以悠久历史和权威性令人起敬,西岸公司则因活泼宽松的环境而使人亲近。我比较向往加州的阳光和西岸公司(特别是硅谷公司)的活力,而且1992年前后,苹果电脑公司的发展势头看上去很不错,他们宣布将研发新一代个人电脑、进军消费电子市场,并推出了PDA的原型机——Newton Massage Pad。这些因素使我最终选择了苹果。有趣的是,我成为了当时第一位拒绝贝尔实验室语音组Offer的博士毕业新生。

在那个阶段,微软其实也曾邀请我加盟。时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的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正在加盟微软组建研究院,他希望我也一起来。不过我并不清楚微软是否会看重我专攻的语音技术,另外我当时对微软这个公司的了解也比较少。所以,我错过了在成为微软研究院创院元老之一的契机。

客观地说,苹果为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工作环境。公司派我到新加坡组建了一个25人的研究团队,专门针对中国和亚太区用户的需求开发特定的语音及手写技术。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研发出新一代中文语音和手写输入系统。

然而很遗憾,我加入苹果两、三年后,这家公司却步入了成长历程中最为艰难的几年——对个性化创新的极端追求让公司走入了一条迎合小众、孤芳自赏的歧路。1994年,业务拓展不利的苹果开始削减研发投入。相反,一直被苹果、IBM的光环所掩蔽的微软开始大放异彩,在操作系统与办公软件等产品领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

1995年,在微软负责语音技术研发的黄学东问我有没有兴趣过去一起做点事,但由于我对苹果、对团队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兼之当时微软又是被苹果人视作“头号劲敌”的竞争对手,所以我婉拒了他的邀请。但黄学东却表现出了更大的诚意和韧力。他告诉我说,微软给我的Offer将永远有效。而且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主动联系我,问我会不会改变心意。我想任谁都很难持续拒绝这样一位锲而不舍的伯乐。

几个月后,当我完成了手头的项目、履行了对公司的承诺,便决定去微软看看。面试我的人是微软前任首席技术官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当时,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既然你打败不了我们,那何不加入我们?”更重要的是,我得知微软研究院已在里克·雷斯特的带领下,成为了那些对计算机科学充满热情的人激荡智慧的圣殿。于是,我满怀激情地加入了微软。

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两点对工作选择上的感悟:

第一,不要后悔自己的决定,不要羡慕人家的选择。面对选择时你或许会感到为难,但一旦选定,你就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在做选择的时候也会焦虑,会彷徨。但只要我下定决心,那便不会再去患得患失,而是会全力以赴、勇往直前——做自己觉得值得做与喜欢做的事情,这应该成为我们做一切选择时的前提。今天,苹果再度成为全球时尚IT消费电子行业的“教主”;而微软也仍旧是全球软件和互联网产业的领导者。就我个人而言,在微软的13年里,我一直从事着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如今,我能在北京与一群充满才华和创新激情的同事一起把一个个梦想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因此,我对当年选择了微软而感到非常庆幸。

第二,有的时候,你的“选择”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引导和驱动。这些年来我始终很感激黄学东对我的赏识、信任和三顾茅庐的精神——我也会像他那样,让自己成为帮助人才选择微软的“外部力量”,求才若渴,永不放弃。

第四个故事——春天的旋律

虽然加盟微软研究院是我的一个“迟到”的选择,但95年我加入雷德蒙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时,整个微软研究院也只有40多人,与今天900人的规模比起来,我还是属于“元老级”。

1996年,比尔-盖茨便对研究院的发展充满了火热的期待——有一天,比尔兴致勃勃地向内森-梅尔沃德提议说:也许是时候扩展研究院的规模了。内森回应道:那就翻倍,如何?比尔答曰:翻三倍不是更好?

就这样,微软剑桥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相继成立了。1997年,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博士筹建中国研究院,我受邀做他的“顾问”。98年中国研究院正式成立,我的师兄、第一任院长李开复博士希望我能在第一时间回到中国,一起见证和参与这个伟大的进程。老实说,这真是个相当诱人的提议。但那时总部的语音技术研发还需要我的支持,我可不能让多次枉顾茅庐的黄学东失望。所以我只好选择从旁协助,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建而奔走和运筹。

于是,我一边确保总部的研发工作能够顺利,一边尽全力支持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建。我背着研究用的机器回到北京,并由于“超负荷”而在下飞机时扭伤了背部——只能躺在床上,一边接受中医针灸的治疗,一边面试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批研究员——在那以后,直到回大陆定居前,每年我都会到北京一、两趟,看看能为研究院做点什么。

在微软总部的那些年,我既负责过语音技术的基础研究,也领导过Speech.net及自然交互服务产品部门(NISD - Natural Interactive Services Division)的产品开发。但在产品部门待得时间一段时间之后,难免会感到意犹未尽——产品部门需要发掘问题,再尝试着用现有的方法去求解。倘若解不了,便会把问题交给研究部门。每天面对那些新鲜有趣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却只能袖手旁观,这种感觉真的让我很手痒。

2004年,机会终于来了。我们接连发布了两个重要产品,之前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我所牵挂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已升格为“亚洲研究院”。至于祖国大陆,在我眼里则不啻为一个传奇——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创新的契机,“中国速度”都是如此迅疾,以至于每次回京,我都能发现新的变化。于是我做出了迄今为止个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即举家由西雅图迁居北京。而在此之前,我的家人甚至从未到过大陆。

我为这个选择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已为经济大国的中国很快会成为科技大国,这是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春天的旋律”已然奏响——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很快会把中国变成充满希望的前沿科技沃土。

回顾往昔的一个个选择,我的感受是,不要总是理想化地试图把握全局,而应对当前的状况进行“局部优化”。我们当然希望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在今日做好应对一切不可知的准备,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刻遭遇到纷繁芜杂的、难于“全局优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可以优化的局部”做到最好。不要去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我们积极、谦虚但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能在机会出现时做出最好的判断,那就一定会找到快乐。在今后的生涯里,我肯定还会面对不同的选择,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追随兴趣的趋向,为每一个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放眼未来,让我们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作者介绍:

洪小文,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洪小文于1995年加入微软研究院美国总部任高级研究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2005年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洪小文曾担任微软公司自然互动服务部门的架构师。洪小文毕业于台湾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先后获得计算机硕士及博士学位。他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分享快乐时光。